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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37(5):427-432.doi:10.13213/j.cnki.jeom.2020.19723

中国四省18~60岁职业人群抑郁情绪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北京 100050

收稿日期: 2019-10-24;  录用日期:2020-02-22;  发布日期: 2020-06-08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YFC0907701)

通信作者: 王志宏, Email: wangzh@ninh.chinacdc.cn  

作者简介: 吕燕宇(1995-), 女, 硕士生; E-mail:lvyanyu1995@163.com

利益冲突  无申报

伦理审批  已获取

[背景] 我国居民心理健康状况面临严峻挑战,焦虑障碍、抑郁症等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关注职业人群心理健康状况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目的] 了解我国四省18~60岁职业人群的抑郁情绪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利用"神经系统疾病专病社区队列研究"2018-2019年基线调查数据,选择人口经济因素(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和家庭人均月收入)、生活方式(吸烟、饮酒、休闲性身体活动和睡眠时间)和抑郁情绪筛查自评量表等数据完整的18~60岁职业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共有3 493人纳入研究。采用贝克抑郁量表(BDI-13)和老年抑郁量表(GDS-30)分别判定18~54岁和55~60岁职业人群有无抑郁情绪,BDI-13总分≥ 5或GDS-30总分≥ 11时判定为有抑郁情绪。采用卡方检验分析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同特征的分布差异以及不同特征人群抑郁情绪检出率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职业人群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有160人检出有抑郁情绪,检出率为4.6%,其中18~54岁和55~60岁的职业人群抑郁情绪检出人数分别为62和98人,检出率分别为2.1%和19.8%。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组、性别、吸烟以及睡眠时间的人群抑郁情绪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45~60岁组的职业人群出现抑郁情绪的可能性是18~34岁组的4.50倍(95% CI:2.87~7.07);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组出现抑郁情绪的可能性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的2.60倍(95% CI:1.35~5.00);不吸烟的职业人群出现抑郁情绪的可能性低于吸烟者(OR=0.59,95% CI:0.38~0.92);睡眠时间不适宜(< 8 h或>9 h)的职业人群出现抑郁情绪的可能性比适宜组(8~9h)高(OR=1.70,95% CI:1.15~2.50)。

[结论] 我国四省18~60岁职业人群抑郁情绪检出率相对较低,45岁及以上、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吸烟和睡眠时间不适宜的职业人群更可能出现抑郁情绪。

关键词: 职业人群;  抑郁情绪;  人口经济因素;  生活方式 

随着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进步,职业竞争日益加剧,职业人群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就造成了这一群体的心理问题日渐突出,可能导致生活质量及工作效率降低[1]。抑郁症是一种最常见的精神障碍性疾病,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或愉悦感缺失以及意志行为减退,具有高患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医疗成本四大特点[2]。抑郁情绪是指由于情绪的低落和冷漠导致的由悲观和失望所构成的负面心理状态,是影响职业人群工作、学习和生活能力的较为严重的心理卫生问题[3]

国内外均开展了职业人群心理健康问题的相关研究,人口经济因素以及生活方式等对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巴西一项横断面研究发现,在接受调查的银行职工中有32%存在抑郁情绪,高压力和低社会支持是其危险因素[4]。韩国第三次工作条件调查显示,抑郁症的患病率为39%(男性40.7%,女性36.5%),男性、50岁、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月收入低于150万韩元、目前吸烟和经常饮酒者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症状[5]。我国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年龄增加和上夜班等是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月收入高于4 000元、运动和睡眠质量良好是其保护因素[3, 6]。但国内关于职业人群心理健康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职业紧张,职业紧张和低社会支持可能增加抑郁情绪的发生[7-9]

当抑郁情绪发展到一定阶段,严重损害自身的社会职业功能时,就可能演化为抑郁症[10]。关注我国职业人群的抑郁情绪现状对于预防其重大心理健康问题的产生具有前瞻性的意义,因此本研究利用2018—2019年“神经系统疾病专病社区队列研究”基线数据,了解我国四省18~60岁职业人群抑郁情绪状况,旨在探讨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对抑郁情绪的影响,以期对职业人群抑郁情绪的防控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神经系统疾病专病社区队列研究”,该项目考虑我国东、中、西部的区域和城乡差异,分别在湖南省、浙江省、陕西省和河北省各选择8个社区(城市居委会、县城居委会、郊区居委会和农村各2个)分别建立了癫痫、阿尔兹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社区人群队列。该项目于2018—2019年进行了基线信息采集,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等。该项目已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编号:2017- 020),所有调查对象在调查之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选择18~60岁的成年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删除缺失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状况(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生活方式信息(吸烟、饮酒、身体活动、睡眠时间)和抑郁情绪筛查自评量表得分,以及无法判断职业类型的调查对象,最终共有3493人纳入调查。

1.2   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调查

将年龄分为18~34岁、35~44岁和45~60岁三组,文化程度分为小学以及下、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四组,职业类型分为体力劳动(如农民、工人等)和脑力劳动(如医生、教师等),家庭人均月收入分为 < 1000元、1 000~3 999元、4 000~7 999元、≥8 000元四组,根据截至调查时有无吸烟行为进行分组,根据过去一年有无饮酒行为进行分组,根据过去一年是否进行过休闲性身体活动,将其分为有无休闲性身体活动两组,睡眠时间为8~9 h判定为睡眠时间适宜, < 8 h或 > 9 h判定为睡眠时间不适宜[11]

1.3   抑郁情绪评价

既往研究显示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13)和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30)均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被广泛应用于人群研究。结合神经系统疾病专家的建议,本研究选择BDI-13和GDS-30分别筛查18~54岁和55~60岁研究对象的抑郁情绪状况[12-14]。BDI-13共有13个条目[12],包括对此时此刻有关其心情或者状况的描述。各项症状分别为:抑郁、悲观、失败感、满意感缺失、自罪感、自我失望感、消极倾向、社交退缩、犹豫不决、自我形象改变、工作困难、疲乏感、食欲丧失,均采用0~3分四级评分法,即无该项症状=0分、轻度=1分、中度=2分、严重=3分。总分越高则抑郁情绪越严重,≥ 5分可判定为有抑郁情绪,5~7分为轻度抑郁情绪,8分及以上为中重度抑郁情绪。GDS-30共30个条目,包括对过去一周最切合的感受描述。各项症状包括:情绪低落、活动减少、易激惹、退缩、痛苦,以及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消极评价。各项均为“是”或“否”两种选项,回答“是”得1分。总分0~30分,0~10分为正常,≥ 11分为有抑郁情绪,得分越高说明抑郁情绪越严重。两个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6和0.62,KMO检测值分别为0.90和0.85,巴特球形检验P值均小于0.05,表示量表的信效度良好。

1.4   质量控制

研究采取统一的调查问卷和工作手册,在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培训,合格者方可参加工作,数据采用平板电脑录入。按照统一的规范化操作流程,进行临床研究人员培训,统一样本采集、运输和检测方法,以确保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和一致性。国家级项目工作组在调查全程进行督导,及时解决问题。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SAS 9.4和SPSS 17.0进行数据清洗和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分析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同特征的分布差异以及不同特征人群抑郁情绪检出率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探讨抑郁情绪与各因素的关系。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基本信息

研究共纳入3493名研究对象,其中男性1861人(53.3%),女性1 632人(46.7%),脑力劳动者1 183人(33.9%),体力劳动者2 310人(67.1%)。18~34岁、35~44岁、45~60岁的调查对象分别占38.1%、22.1%和39.8%。文化程度以初中文化程度者最多(35.7%),其中脑力劳动中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者最多(65.7%),体力劳动者中初中文化程度者最多(50.8%)。脑力劳动者中有休闲性身体活动的人较多(54.1%),体力劳动者中无休闲性身体活动的人较多(72.9%)。见表 1

表1

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

Table1.

Characteristics of study participants

2.2   职业人群抑郁情绪检出情况

3493名研究对象中,抑郁情绪检出人数为160人,检出率为4.6%。18~54岁和55~60岁职业人群抑郁情绪的检出人数为分别为62人和98人,检出率分别为2.1%和19.8%。将18~54岁职业人群年龄按四分位数划分为4组(18~31岁、32~36岁、37~46岁、47~54岁),各组抑郁情绪检出率分别为2.4%、2.7%、1.7%、1.6%,而55~60岁职业人群抑郁情绪检出率远高于其他年龄阶段。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性别、吸烟与否、睡眠时间职业人群抑郁情绪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其中,45~60岁人群抑郁情绪检出率高于18~34岁和35~44岁组(分别为8.1%、2.4%、1.9%),男性高于女性(5.4%、3.6%),吸烟组高于不吸烟组(6.7%、3.7%),睡眠时间适宜组高于睡眠时间不适宜组(7.5%、4.1%)。不同文化程度、职业类型和家庭人均月收入以及饮酒、休闲性身体活动的职业人群抑郁情绪检出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 2

表2

职业人群抑郁情绪检出情况

Table2.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mood in occupational populations

2.3   职业人群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分析

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3所示,年龄、文化程度、吸烟和睡眠时间对职业人群的抑郁情绪有影响。45~60岁组的职业人群出现抑郁情绪的可能性是18~34岁者的4.50倍(95% CI:2.87~7.07);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职业人群出现抑郁情绪的可能性是小学及以下者的2.60倍(95% CI:1.35~5.00);不吸烟的职业人群出现抑郁情绪的可能性低于吸烟者(OR=0.59,95% CI:0.38~0.92);睡眠时间不适宜的职业人群出现抑郁情绪的可能性是睡眠时间适宜者的1.70倍(95% CI:1.15~2.50)。

表3

职业人群抑郁情绪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Table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isk factors of depressive mood among occupational populations

3   讨论

本研究利用“神经系统疾病专病社区队列研究”基线数据分析了我国四省18~60岁职业人群的抑郁情绪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3 493名职业人群中约有4.6%检出了抑郁情绪,而且45岁及以上、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吸烟和睡眠时间不适宜的职业人群抑郁情绪检出率较高,研究未发现性别、职业类型、家庭人均月收入、饮酒和休闲性身体活动与抑郁情绪存在关联。

本研究选择抑郁情绪筛查自评量表来评价抑郁情绪,这与其他研究对抑郁情绪的定义不一致,且选择的样本人群及样本量也不同于其他调查,因此本研究的结果尚无法与其他同类研究直接进行比较。杨宠等[15]的研究采用了自评抑郁量表,发现我国六省市13 177名不同类型的职业人群中有50.7%处于抑郁状态,李英华等[16]利用自制心理问卷调查,发现北京市1 898名职业人群中抑郁情绪检出率为16.81%。本研究发现45~60岁组出现抑郁情绪的可能性是低年龄组的4.50倍,55~60岁的职业人群抑郁情绪检出率达19%以上,远高于其他年龄段。除可能受量表不同的影响外,也可能与随着年龄增长,该部分人群承受的工作压力、社会责任和疾病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多有关[15],提示对于中老年职业人群应施以适当的干预措施。本研究未发现休闲性身体活动对抑郁情绪的作用,这与其他研究不一致[17],可能与抑郁情绪的总体检出率较低有关。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了心理健康促进行动,要求做到减缓失眠、焦虑和抑郁等的上升趋势,倡导每天有7~8 h睡眠时间。目前我国成人每日平均睡眠时间为6.5 h,而长期的睡眠不足会增加抑郁症的患病风险[18]。一项对日本制造业工人的横断面研究也发现了晚睡与抑郁症状的增加有关,避免晚睡及睡眠时间充足可以防止抑郁情绪产生[19]。本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即睡眠时间不适宜的职业人群更易产生抑郁情绪,但本研究未区分睡眠时间过长及过短,仍需进一步的研究。此外,吸烟也增加了患抑郁情绪的可能性,因此建议职业人群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减少抑郁情绪的产生。本研究仅对调查对象进行抑郁情绪筛查自评量表的调查,调查的是抑郁情绪而非临床上诊断的抑郁症;抑郁情绪的来源不局限于职业压力,也包括生活及其他压力。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考虑社会支持状况、工作环境等其他因素对职业人群抑郁情绪的影响,职业紧张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职业紧张的个体更易发生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16, 20];未对职业进行细分,无法获取关于具体某一职业人群的抑郁情绪状况。

虽然本研究存在局限性,尚需更多的研究对结论进一步证实,但在公共卫生领域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我国四省18~60岁职业人群抑郁情绪与多种因素存在关联,通过关注职业人群的人口经济学因素和生活方式等特征,可发现抑郁情绪或心理健康状况的潜在影响因素,进而有针对性地实施干预,以防止抑郁情绪甚至抑郁症的发生发展,从而得到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综上,关注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仍是十分必要的,未来仍需开展更多研究。

表1

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study participants

表2

职业人群抑郁情绪检出情况

Table 2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mood in occupational populations

表3

职业人群抑郁情绪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isk factors of depressive mood among occupational po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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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YFC0907701)

[作者简介]

[收稿日期] 2019-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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